以数字经济为平台 深化互利合作

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方面,今天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中国和欧洲都已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包括传统企业的数字化和转型,同时催生着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

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特区支撑

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同样作为学术交流的组会却遭到师生双方的“排斥”。去年,王崇臣在科学网博客发表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开组会》,近10万次阅读量,评论区却是褒贬不一。

本世纪初,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一股风潮,急于“学以致用”、忽视基础性研究,也反映在研究生专业的开设当中。

中国在欧企业同样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欧盟有着非常清晰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数字主权保护的原则,也一直致力于建设自己单一的数字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清晰的提出了关于数据保护包括数字服务税的一些主张,同时执行着“外严内松”的双重标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可以本着合作开放的心态从几个层面入手,比如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到世界数字经济协作执法体系的协商和主张中间,避免被动的去接受一些规则,应当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和协商中间去,这是从国家层面应该考虑的问题。另外,从合作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在中国的自贸港、自贸区,在中国现行的法规容许范围之内去接受更多的欧盟企业到中国来发展,共享市场、共建平台。第三,国家也应该进一步支持一些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的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欧盟市场按照国际规则以及当地的法律法规积累经验拓展市场,形成一些成功的典范,为中欧的合作打造更多案例。

他解释,很多人认为研究方法只有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又被理解为黑白截然分开。其实,随着科学发展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有相通之处。方法相互支撑才能使得研究生既有好的专业素养,又有爱国之心、道德情操,否则,就有可能培养能力超群却毫无爱国之心的学霸。再如,从数据主义的角度分析,数据告诉人们,我国教育一直在进步,但数据无法告诉人们,进步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新问题。

南方日报:您到过广东三个经济特区,这是一个怎样的经历?

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不适合世界发展的要求。中美不能不合作,当然现在的确不容易,有很多困难,但还是要想办法合作。中国有许多人希望合作,包括知识分子、商人、华侨、留学生等,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交换意见,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政府现在比较极端,希望他们能更多接受专家的建议。希望两个国家能通过协商,管控矛盾、保持友好。

李明阳告诉记者,近年来,研究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作图能力等都有所提高,但是最根本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却没有了。

“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果表达能力的建立过程,就是一种研究。”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崇臣说。

南方日报: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特区发挥了哪些作用?

傅高义: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深圳可谓独一无二,短短40年就从一个贫穷的小县城崛起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发展得这么快。从一开始,深圳在四个经济特区中就格外耀眼,它的面积最大,受重视程度也不一样。由于深圳靠近香港,更能感受到香港经济增长的刺激。对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深圳实际上成了经济特区的同义词。

经济特区不仅要开放市场,而且要尝试新的体制机制,是试验田和窗口。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怕市场经济,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有很多争议。中国对外开放没有经验,选择离北京较远、有海外资源的沿海小区域进行试验,风险相对可控,成功了可以在国内推广,失败了影响不大。结果非常成功。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干部敢于担当,顶着质疑和批评,探索了很多新的做法,贡献很大。

不少人停留在对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的迷信上,而忽视了其局限性。进入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中,按理说,人人都要有正确的思考方式并具备良好的素养。但如今,甚至连导师、高校自身也陷入了盲目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等窠臼。

而对于研究生而言,问题更甚。长期以来,高校对研究生都有论文要求,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为了追求科研指标,对研究生提出了过高的论文要求。采访中,某东部地区高校博士生马磊告诉记者,该校要求博士生论文发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而CSCD期刊在全国仅有1000多种,博士生的全部精力用于应付论文,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去做自由探索。

有一些高校还要搞些“小动作”。一些高水平大学通常在研一下学期中期或末期就已开题了,而马磊所在的高校直到研二下学期才开题,“这样研究生进入研究的期限很短,研三就得开始找工作了”。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提问。”台下鸦雀无声。

后来之所以能深入走访几个特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另一次交流活动。当时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姐妹关系,我随州长一起到访广东,有领导邀请我写一本对外介绍广东的书。1987年,我应邀到广东,足足待了7个月。为了保持客观性,我自费跑了广东70多个县,也走了深圳、珠海和汕头,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素材。当时没有第二个外国人有这样的机会,我感到更有责任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于是在1989年写成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组会交流的目的在于,将团队研究作为自身的知识体系,去分析自己所研究的小问题。部分学生不理解就罢了,就连导师也是,让王崇臣感到难以理解。“这说明导师团队的共识度不高,尤其是青年硕导,从心底就认为研究生没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让学生做实验、产生数据,至于数据分析学生不用管。这样培养出的研究生是肯定没有研究能力的。”

在他看来,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让研究生通过几年学习,所学领域的专业水平有所提升,即他对所在领域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本领域的专业素养有所提升。

郑竹强在致辞中表示,疫情暴发以来,中乌两国始终团结一心,加强抗疫合作,希望捐赠能够缓解医院防护物资短缺的困难。他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乌方抗疫行动,继续深化和扩大两国卫生领域合作,落实好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为乌民众带来更多福祉。

那时交通非常不便,我们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差不多要一天时间。中途我们在深圳休息吃午饭,深圳还只是一个小县城,很落后。广州的情况好很多,但路上还有马车和拖拉机。在这之前我对中国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眼前所见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在国家间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培养问题获高规格关注,愈发显得顺理成章。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当下,研究的内涵更应聚焦在专业研究上。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专业性由于种种原因变得不突出。本科转入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上移已是一种趋势,从前的专业教育已成为专业准备教育或初步专业教育。“如今,真正的专业教育在研究生层面,‘窄化’为进入研究的一种状态。”

中央对深圳的大力支持;深圳与香港密切合作,并有效借鉴香港现代化的经验,开展城市建设、引入加工制造业、发展出口贸易等;广东、深圳有一批敢闯敢试的干部,同时集聚了全国大量人才,包括大学毕业生、工程兵等,这些都是深圳成功的主要原因。

纳谷鲁中乌友好医院是中国政府援助乌干达建造的一所区级综合医院,2012年1月移交给乌方。

注:本文由王广宇博士于2020年9月在“中欧商业对话”论坛发言整理。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73年,那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背景下。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的一员,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去了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方,主要对恢复交流和开展科学合作等进行了讨论。

“从今天来看,研究这一概念首要的还是坚守学术性,不管日后从事何种工作,不管是学术型硕士还是专业型硕士,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陈洪捷说,“所谓研究,至少包含两方面:掌握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接受过学术训练,且能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欧可以在创业投资方面有更好的合作,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美国的风险投资之外,欧洲的风险投资发展也非常好,那么如何与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在项目的筛选或其他方面有更深入的合作,中欧双方可以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找到很多的机遇,这也是中欧合作的亮点之一。华软资本作为创新型的投资机构,希望与更多欧洲同行,从金融和经济角度支持创新公司的发展。

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各有各的特色,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它们的区位、资源和条件不一样。

资本联动 打造中欧经济合作“升级版”

19世纪晚期,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提出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大学由此被赋予科学研究的功能,与此同时,大学在传统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步入快速车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9年中国软件产业的收入突破7万亿大关,这也对其他行业的赋能同样突出。同时,国家也从两个方面加强了政策引导:一是今年推动的要素改革方面,第一次在技术要素之外把数据当做重要的要素提出来,通过技术、数据这些新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来推动改革;另一个是新基建在5G、现代通信、数据中心、云计算这样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和建设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傅高义:没有改革开放,不会有经济特区的设立;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进步。

在新的时代,经济特区如何“特”下去?傅高义给出的建议是:继续发扬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为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特区支撑。

程方平表示,好的研究方法还在于要有坚守。这些年,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等偏向,影响了很多专业的正常发展。

在研究生阶段,研究能力的建立,科研更胜于教学。想要站在学科前沿,一定要加强学术交流,这是学界的共识。王崇臣指出一类现象,对于“双一流”高校而言,研究生普遍有学术交流基金,大多数的学生都有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短期交流的机会。但对于普通高校而言,学术交流基金缺失或不足,使得研究生少有“走出去”交流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高校学生的视野。

傅高义:迄今为止我到中国大概有30多次,期间经常到广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走过深圳、珠海和汕头,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

南方日报:在您的研究中,中国、广东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

傅高义: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首先要持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进一步实现公平竞争、内外一视同仁,从而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对接全球优质资源。其次,有必要继续加大力度尊重、保护知识产权,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随着社会进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逐渐发生变化——不仅仅为学术职业培养人才,还为学术职业之外的行业培养高层次人才。

我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很难搜集到详细的地方资料,除了广东。因此我决定不研究整个中国,而专门研究广东。我在香港待了一年,阅读《南方日报》等中文报纸,同时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1964年我回到哈佛,开始写书,在1969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

我研究中国,当然希望跟中国建立直接的关系,希望中国开放,希望可以到中国认识朋友,互相交流学习。

王崇臣告诉记者,不同层次的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打兔子理论。一般而言,对于硕士生而言,导师会告诉他,这个区域有兔子,你去把它打回来;对于博士生而言,导师不会告诉他兔子在哪个区域,而是告诉他你去打兔子。二者在研究的边界以及导师在研究过程中所起的辅助作用均有区别。

在和理工科老师的交谈中,程方平发现了学科间一个共同的问题——研究生也会犯很基础的错误。尤其是,从其他专业跨学科考研过来的研究生。

而研究方法的建立,更是很多高校所忽视的。

数字经济不仅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电子商务,其更大的空间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型产业服务业态如现代农业、工业、制造业包括交通运输业这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如何借助欧盟的先进经验模式及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成功经验更快的提升。比如提到环境保护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蓝天碧水、清洁的空气、干净的土地来生产出优质的食物,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三四十年前欧盟的很多发达国家也有着很严重的工业污染的问题,那么怎样透过这些物联网技术、数据分析、信息系统能够更好的监控和收集污染信息,能够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公益组织、企业和用户提供通畅的信息,用市场化的机制和政府的执法力量让更多的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有动力的去改善他们环保补偿的水平,提供出更加优质的产品,让消费者能够接受,这个过程在生态环境数字化转型方面仍有待突破。中国企业曾支持的一个公益机构,利用“蔚蓝地图”把中国的各个省、市、县的企业的污染信息、排放信息放到互联网上,这样就会有另外一些企业反过来从供应商、上下游中自动提要求,即如果要做供应商,一定要在环保上合规。这也证实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要求我们找准着力点,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南方日报:您曾联合其他专家学者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以及抗击疫情的声明,呼吁美国与中国加强对话合作。

他补充,提问题是学术训练的基础,也是一个汇集点,从中可以看出培养过程的诸多问题。“学术训练中能够提出好问题,说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水平是高的;反之,接受了学术训练却提不出好问题,说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质量不高。”

课程“缺斤短两”严重。有些教师为了省事,布置几道作业下去,要求研究生做PPT,课上让研究生挨个儿上台作报告。这还算好的,更有甚者,60个学时只讲了20个学时,授课教师就因出差、开会,让博士生来代课。

从培养方式来看,学生提问题是受打压的。特别是本科生课堂上,如果学生提出一个跟教学内容相偏离的问题,教师很可能会说“由于课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课堂上暂且不讨论”,导致学生在提问题上丧失主动性。在做实验时,学生根据基本理论提出了一个“笨办法”,被教师认为不妥,就不敢进一步深想了。

南方日报:您如何评价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

不能不合作要想办法合作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研究中国已经长达一甲子。这位中国的老朋友,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演变,撰写了《邓小平时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等著作,被称为“中国先生”。

中国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其经验做法也推广到了中国各地。这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同样可以较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值得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那么,现实中,研究生接受的学术训练是否充分?问题究竟出在导师、学生,还是高校?

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显示,研究生普遍认为,课程教学最为忽视的能力培养包括三个方面:发现问题的能力(56.5%)、解决问题的能力(42%)和研究方案的设计能力(49%)。博士生评价最低的是课程教学,其中主要问题是在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教学方法上的不足。

广东是中国的“南风窗”,是我研究中国的起点,也是我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之一。在广东我有很多老朋友,我也很喜欢吃潮州菜、广州菜。

傅高义:华盛顿的一些人提出所谓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论”。实际上,我们参与写公开信的人都知道,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的接触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对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

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数字经济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已有35.8万亿,占GDP比重超36%,我国坐拥9亿以上的网民,与计算机从业相关的如程序员专业的有近700万人,中国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不遗余力。与此同时,中欧企业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空间巨大,举个例子在德国发展起来的工业4.0,最大的市场响应者和用户是中国制造业。当下中欧企业合作也需克服很多现实问题,包括疫情的影响,在欧洲发展的中国企业应更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市场、掌握当地的需求,也要进一步的、更清晰的了解当地的法律环境,以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通过数字经济打破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藩篱,共建规则、共创未来。

“最重要的”遇见“最无力的”

自由探索本身也是“奢侈”的。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示,自由探索通常是在师生间无数次“碰撞”中产生,当中必然耗费双方大量时间、精力。可是,研究生毕业有时间表,小论文发表有数量要求。一些导师出于“好心”或“省事”的动机,给学生指定题目;一些学生因思维惰性或水平有限,也乐于接受这样的“馈赠”。于是乎,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即便能做出漂亮的论文,但是离真正的学术训练还是有一段距离。

深圳发展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李明阳指出,高校追求指标红利、教师追求绩效产出、学生忙于应付门槛要求,大家都被深深裹挟在既有游戏规则中,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学术训练水平偏低的现状的。

只是此时“研究”已不再是单一的概念,至少包括了两种走向——纯学术型、学术加实践型。

傅高义(Ezra Vogel)已经90岁高龄了,但耳聪目明,壮心不已。他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动向,还联合其他专家学者等发出公开信和声明,呼吁美国与中国加强对话合作。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表示,要把研究作为衡量研究生素质的基本指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注重分类培养、开放合作,培养具有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目前,研究生教育‘因人设课’太严重了,导致学生暴露知识素养不足的问题。”采访中,专家们纷纷吐槽。

那个年代,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中国大陆还没开放,要想研究中国,一般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另一个是台湾。我选择了离大陆更近的香港,我认为在香港了解到的信息会相对客观,而且当时不少人从内地去到香港,便于采访。

以教育学为例,研究生必须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才能确定今天的问题该如何研究。教育学要做教育调查,当中最基本的两个方法——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必须掌握。给学生补这两门课程,才能让他们在教育认识上更有立足点。然而,在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上,真正做到“按需开课”的只有极少数高校。

研一上完课到研二春节后空出来的半年时间,究竟用来干吗?原来是用作导师给学生派横向课题,也就是“帮导师打工”。

南方日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再出发?经济特区如何“特”下去?

与40年前相比,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已经不再那么特殊,可以说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那么新的使命是什么?面对国际上逆全球化、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经济特区在全球经贸、产业、技术和文化等交流合作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扎实基础,应该发扬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想办法找机会,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特区支撑。

王崇臣指出,从小学到高中再到本科,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突然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的思维早已形成“惯性停滞”。

在他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如研究生毕业后考公务员,学术训练为他日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来自用人单位的大力认可和欢迎,正是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南方日报记者 胡良光

“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取决于,第一,你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掌握的广度、深度如何?第二,你对该领域对应的现实领域、前沿问题的熟悉程度怎样?第三,你的研究方法训练如何?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一名研究生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因此,也可以从一个好问题的提出看出研究生接受学术训练的质量。”陈洪捷说。

陈洪捷指出,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核心或起点,就在于提问题。无论是偏理论性还是偏实践性的学术训练,都要有一个好的起点——问题。一个好问题比问题的答案,乃至由此形成的论文更重要。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研究生接受了学术研究的训练,毕业后却不从事学术工作,那么,他究竟需不需要做研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指出。

在后疫情时代中欧数字经济发展更需加强合作。毫无疑问这次疫情促使全社会加大了在数据、互联网、信息化及远程技术方面的投入,这表明沟通是人们最重要的社交需求,透过这样特殊时期,更值得我们反思如何促进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中欧之间数字经济的合作,一方面中国一定会跟世界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特别是欧盟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里我们要更重视契约,更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重视信息的共享,同时要重视隐私和数据主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对于当前我们国家双循环的经济格局,不仅要关心国内市场,也应更关心国际化的市场,只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开设研究生教育的初衷甚是明确,即培养研究型人才,让他们未来从事学术工作。

很多学生没有参加过生产实践,自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李明阳举例,用无人机监测林火危害,超过无人机2.5公里的遥控范围怎么办?发射的信号在密林中受阻怎么办?解决这些问题学生通常没有思路,因为他既没去过林区,也没有亲自操控过无人机,更不用说提相关的问题了。

走遍了深圳、珠海和汕头等经济特区的傅高义,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南方日报记者,40年来,中国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先锋队。没有改革开放,不会有经济特区的设立;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巨大的进步。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路径,值得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傅高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并没有多少人看好中国,也很少人研究中国。我是学社会学的,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议我研究中国,说做得不错可以留在哈佛教书。我接受了他的提议,从此与中国结缘。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相信中国会成为很重要的国家,应该多了解。

“没想到特区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好”

目前中美关系确实十分紧张,但我觉得没有达到新冷战的地步,仍然有很多联系,并不像没有建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接触。

巴蒂布韦称赞中国政府对中乌友好医院的支持。他说,目前有5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就诊于该医院,这些物资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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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对于研究生导师再熟悉不过。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很少有人提出与报告相关的问题;在论文答辩现场,导师鼓励学生提问,没有一个人回答;更不用说日常的课堂,每次任课教师提问总是一片静悄悄。

那么,应该如何打破困局?改革的重头戏是制度

很多课程是本科的翻版,比如,许多农林院校本科开了一门《造林学》,研究生阶段就开一门《高级造林学》,主讲教师还是那位教师,内容还是那些内容。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